《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一本精彩至極，卻絕對令讀者坐立難安的第一手觀察報告！
邪惡…可以平凡無奇地展現在任何人身上！
理解尤太歷史、納粹德國，甚至正義與邪惡問題的經典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十六年後的1961年4月11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法庭中，展開一場令全球矚目的納粹戰犯審判。審判的主角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是納粹德國在東部佔領區內「尤太問題」的執行者之一，雖然並非納粹政權的高層決策者，但在尤太人滅絕上仍扮演重要角色。

國際著名政治學者漢娜．鄂蘭全程參與此次的審判活動，透過現場的實際觀察，以及對歷史的大量分析，提出了「邪惡的平庸性」的概念。邪惡本身並非得如希特勒般狂暴，而是可以平凡無奇地展現在任何人身上，並且其發揮的作用絕對不亞於血腥屠夫。本書在1963年出版後，受到廣大注意，也引起許多反彈。但即使經過數十年後，這本書依然是理解尤太歷史、納粹德國，甚至正義與邪惡問題的經典作品。

本書特點：

◎本書由東吳大學端木愷講座教授黃默老師審訂、東吳大學人權學程雷敦龢（Edmund Ryden SJ）老師專文導讀。
◎陳瑤華（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黃長玲（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 陳俊宏（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聯合推薦
◎透過政治學者漢娜．鄂蘭的深入分析，顛覆一般對尤太人的既定概念，讓讀者重新思考近代尤太歷史、社會的最佳入門書。
◎對台灣的讀者來說，這本書也更讓我們可以去思考，當一個國家機器假以「公」的名義進行非正義行為時，決策者、執行者、社會群體在公義、在道德、在責任上，該如何去面對。

事不關己，己不關心，竟然就是邪惡的起源。

本書透過政治學者漢娜．鄂蘭的深入分析，顛覆一般對猶太人的既定概念，是讓讀者重新思考近代猶太歷史、社會的最佳入門書。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十六年後的1961年4月11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法庭中，展開一場令全球矚目的納粹戰犯審判。審判的主角阿道夫．艾希曼是納粹德國在東部佔領區內「猶太問題」的執行者之一，雖然並非納粹政權的高層決策者，但在猶太人滅絕上仍扮演重要角色。國際著名政治學者漢娜．鄂蘭全程參與此次的審判活動，透過現場的實際觀察，以及對歷史的大量分析，提出了「邪惡的平庸性」的概念。本書在1963年出版後，受到廣大注意，也引起許多反彈。但即使經過數十年後，這本書依然是理解猶太歷史、納粹德國，甚至正義與邪惡問題的經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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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紹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年出生於德國漢諾威，曾就讀於馬堡（Marburg）與弗萊堡（Freiburg）大學，後轉至海德堡大學哲學家亞斯培（Karl Jaspers）的門下，取得哲學博士學位。1933年納粹政府掌權後，鄂蘭流亡到法國，1941年到了美國，並於十年後成為美國公民。
  她曾任尤太關係研討會的研究主任、蕭肯出版社（Schocken Books）的主編、紐約尤太文化重建委員會的執行長，也曾至數間大學院校擔任客座教授，包含加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後來擔任社會研究新學院的教授。1952年，鄂蘭獲得古根海姆研究獎（Guggenheim Fellowship），1954年並獲全國藝術與文學院文學獎的殊榮。
  漢娜．鄂蘭著作包含《極權主義的起源》、《共和危機》、《黑暗時代的人們》、《在過去和未來之間》等。於1975年12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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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者介紹

  
  
  施奕如
  
  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曾任職翻譯公司、證券機構、報社。譯有《大家的經濟學—給年輕人的入門經濟學課程》、《竊盜城》等書。
  
  
  
  

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目錄導覽說明

• 導讀 雷敦龢
  第一章 正義的殿堂
  第二章 被告
  第三章 尤太問題的專家
  第四章 第一個解決方案 —強制驅離—
  第五章 第二個解決方案 —集中營—
  第六章 最終解決方案 —屠殺—
  第七章 萬湖會議 —本丟．彼拉多—
  第八章 守法公民的職責
  第九章 大德意志帝國的驅逐行動 —德國、奧地利和保護國—
  第十章 西歐的驅逐行動 —義大利、比利時、荷蘭、丹麥—
  第十一章 巴爾幹半島的驅逐行動 —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希臘、羅馬尼亞—
  第十二章 中歐的驅逐行動 —匈牙利、斯洛伐克—
  第十三章 東陸屠殺中心
  第十四章 證據和證人
  第十五章 判決、上訴、行刑
  結語
  後記
  參考書目
  索引
  
  

導讀
（雷敦龢，東吳大學人權學程教授）

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尤太人大屠殺，台灣的一般讀者也許對這場遠在歐洲的大浩劫所知不深，只單純解讀為惡人（希特勒與納粹黨員）殺害無辜好人（歐洲尤太人註1）的事件，雖然過程極其殘忍，但至少納粹在二戰後便已失權，許多納粹戰犯也接受審判，而這場災難已經走入歷史。對歐洲歷史認識更深入的讀者可能認為，尤太人大屠殺只是歐洲反尤史中的一章（希望也是最後一章），而且，這段歷史的發生地與中國或台灣的距離非常遙遠，與我們幾乎無關，既然如此，便不妨將之視為一樁歷史奇事。

要重新思考這段歷史，以鄂蘭的書作為出發點也許會讓人感到奇怪。本書雖以尤太人大屠殺為主軸，但對於這段歷史的說明，並不如後續出版的其他專書來得詳盡，而鄂蘭的卓著聲譽主要是來自其政治哲學領域的成就，並非歷史學，但話說回來，政治哲學家可能也會覺得本書差強人意，因為書中所闡明的理論都隱藏在歷史敘述之中，而歷史敘述著重於細究已發生的事實、已說過的話，因此讓普遍性的哲學思考淪為對特定納粹分子行為的省思。

雖然如此，但本書將顛覆你對歷史的刻板觀念，可能是你遇過最嚴峻的閱讀挑戰。鄂蘭並不認為本書所討論的納粹分子艾希曼是十惡不赦的魔頭，甚至，她也不覺得尤太人大屠殺是歐洲中世紀以來迫害尤太人傳統的延續，這一點讓當時的尤太人非常難以接受。她認為大屠殺有可能重演，而不僅是侷限於特定的國家或時代，一旦人停止思考，大屠殺就有可能重演。

本書之所以如此大名鼎鼎，或亦可說是惡名昭彰，原因來自鄂蘭於本書中提出的「邪惡的平庸性」，她認為邪惡根本平庸無奇：邪惡無根，像是細菌沿著潮濕的表面擴散；邪惡亦無本，缺乏深度，連惡的深度也沒有。但如此無根無本的邪惡，會引起的血腥殺戮比千萬頭惡獸更驚悚駭人，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不能只將尤太人大屠殺視為二十世紀初德國一段獨特的歷史。確實，這場浩劫是在德國爆發，攻擊的對象是尤太人，而非波蘭人或中國人，這與歐洲歷史（尤其是德國歷史）有所關聯，但大屠殺事件的規模是史無前例，而任何歷史先例都無法確保這種災難只會在當時當地發生。

鄂蘭認為大屠殺可能在任一地重演，此論點讓讀者頗為坐立難安，我們不能僅從中立角度閱讀本書，鄂蘭要引導我們進行思考，依照她的觀點，思考便等同於做評斷、分別善惡對錯。鄂蘭認為若要以這種方式思考，必須先學會從他人角度切入問題，她期望艾希曼能假設自己是尤太人並說出這番話：「我是德國尤太人，跟數百年前的祖先一樣，我在這裡住了一輩子，跟其他德國人具有同等的居住權，政府無權剝奪我的公民身分、工作、甚至性命。」但實際上艾希曼則追隨當時的主流偏見：既然政府說尤太人不是德國人，那當然不能把他們當成德國人，政府說尤太人是壞人，他們當然絕非善類。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認為凡是被判死刑的人，便必定是窮凶惡極的壞蛋，或凡是原住民，就必定是酒鬼，或凡是外籍勞工，便一律屬雞鳴狗盜之輩，如果我們這樣想，那便與艾希曼犯了相同的錯誤，「道聽途說」會被視為理所當然，此外，既是道聽途說便沒有人需要負任何責任。

但是，鄂蘭期待看到具有思考能力、願意負責、勇於質疑的人民，願意設身處地、從他人立場思考問題所在的人民。而實踐這種思考模式的首要條件，便是與他人建立關係，所以鄂蘭鼓勵我們學習與他人相處，對需要援助的人伸出雙手，在她一系列有關道德命題的演講中，最後一堂課談到邪惡的平庸性：「在最後的分析中可發現……我們判斷是非對錯時，關鍵在於我們選擇的同伴……如果不願或無法選擇理想的學習典範或同伴、不願或無法決定該如何與他人建立關係，這便形同一塊絆腳石，單靠人類無法撼動這塊絆腳石，原因是構成這塊絆腳石的並非人類或人為動機，這就是邪惡的可怕與平庸。」註2只要我們不再質疑那些令人安心的政治常態、只要我們不再關心那些事不關己的議題、只要我們漠視他人需求，邪惡的勢力便會開始大舉擴張。

因此，我期待讀者能敞開心胸接受鄂蘭的挑戰，讓她顛覆你腦中的刻板觀念，學習以批判性眼光檢討社會現象，這樣你便知道該選擇與哪些人在這塊土地上共存共榮，這便是本書最重要的意旨。當然，本書的其他層面亦讓人獲益良多，如可增進對於尤太人大屠殺事件或尤太文化的瞭解。我開始研究尤太人大屠殺事件，便是受到本書的啟發，讓我重新思考自己對於尤太文化的認識，進而改變許多長久以來的既定認知。本書更是瞭解鄂蘭這位傑出政治哲學家的絕佳入門書，其思想觀點之獨特，難以歸屬於任何學派。同時，本書也非常適合人權議題的初學者，尤其是種族滅絕議題。鄂蘭寫作本書時，種族滅絕罪已載明於國際公約中，但大家都認為尤太人大屠殺會成為歷史絕響，而這種浩劫不可能再重演，卻沒預料到後來柬埔寨赤柬領袖波爾．布特（Pol Pot）會發動種族滅絕，波士尼亞的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非洲盧安達（Rwanda）會爆發集體屠殺。這些近代的種族滅絕事件促使國際社會設立數個國際人權法庭以及常設國際刑事法庭，證明人權議題應超越國界、並凌駕於各國利益之上。因此，雖然本書某些細節仍有待歷史學者、政治哲學專家或人權律師進一步斟酌，但在研究尤太人大屠殺、政治思想以及人權等領域，本書已奠定無可取代的經典地位。

第一章 正義的殿堂

「Beth Hamishpath」——「法官到」：法警大聲宣布三名法官進入法庭，在場所有的人都忙不迭起身肅立；這三名法官都沒有戴帽，他們身穿黑袍從法庭的側門走進來，坐在高台上最高階的位子。法官面前的長桌不久後將堆滿許多書本及逾一千五百份文件；長桌兩側各坐了一名法庭書記官。法官正下方坐的是通譯員，負責在場提供翻譯服務，以便被告或其辯護律師與法庭直接溝通；否則只懂德語的被告必須像其他旁聽的人一樣，透過無線電傳輸同步口譯來瞭解希伯來語的法庭審訊內容；但同步口譯的法語翻譯十分流利，英語翻譯馬馬虎虎，至於德語翻譯則是笑話一場，大多讓人聽得一頭霧水。（鑒於這場審判在各項技術面的安排均謹守公平原則，其中一個難解的小謎團便是在以色列這個新獨立國家裡，德裔人口的比重極高，卻找不到適合的人選替被告及其辯護律師將審判內容翻譯成他們唯一聽得懂的語言。過去以色列雖然對德裔尤太人明顯存有偏見，但如今這種情形早已不如以往強烈，因此並非造成上述謎團的原因。唯一的解釋就是更早以前即存在且至今影響仍十分深遠的「維他命P」，也就是以色列人所謂的政界與官僚的保護心態。）在通譯員的下方設置了兩個玻璃小包廂作為被告席與證人席；兩個包廂面對面，因此旁聽的人只能看到被告與證人的側臉。最後，坐在最下層的人則是背對著旁聽的人，分別是檢察官及其四位助理律師，以及被告的辯護律師；頭幾週內該律師還有一名助理隨行。

法官的言行舉止一點都不矯揉造作，步伐自然，精神抖擻而全神貫注。聆聽受害者的故事後，臉色也自然因為哀戚而凝重了起來。檢察官冗長的發言不斷拖延審訊過程時，他們也自然流露出不耐煩的神情。至於他們對辯護律師的態度，則是顯得過分禮遇，好像一直都知道「辯護律師塞萬提斯博士（Dr. Servatius）在陌生的沙場上孤軍奮戰」，他們對被告的態度則是完全無可非議，顯然就是三位誠實的好人，在這樣的場景下，從來不會忍不住而裝模作樣了起來。他們三位自小生長於德國，從不會假裝自己必須聆聽希伯來語的翻譯才能繼續訊問。庭長蘭道法官（Moshe Landau）往往等不及翻譯完畢，就說出自己的答案，並且屢屢打岔，糾正翻譯，顯然相當樂於在冷酷審判過程中保有一點娛樂。幾個月之後，對被告進行交叉詢問時，他甚至帶頭和其他法官用母語德文和被告艾希曼（Adolf Eichmann）對話——不用說，這種做法顯然和當時以色列的輿論觀點背道而馳。